子分公司积极贯彻落实山西焦煤七届二次职代会暨2023年工作会精神（...

早在2008年，深圳就率先试水，对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三类社会组织实行无主管登记。

但在实行判例法的国家，法官可以依据案件事实，引入相关民间规范进行判决，民间规范从而成为判例法重要产地——法官造法的方法每每因此得以实现。就有可能产生需要民间规范以支援论证。

当然，这里的问题也就来了，既然是疑难或复杂案件，既然在法律上要通过融惯性地论证并处理它们的根据嫌不足，那么，法官总要想出一些可以融贯性地论证并处理这些案件的策略。这第三个渊源极为次要，不能与前两者相比。当然，作为法官，还应当考虑在此种妥协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提升和扩大司法的影响，使其在未来的发展中有足够的力量不仅仅对民间规范予以妥协，而且还有足够能力施加必要的对抗、甚至通过法律论证革除陋习，而人们尚能接受之。一位兼做律师的大学法学教授公开传授其办案的经验时，毫不讳言：对方当事人的律师找了某市一位厅长出面说话，致使我方败诉。在司法活动中，一般说来正式法优于非正式法，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但事实证明，从古至今，没有作为完人的立法者，即使神灵给人间降示的法律——《圣经》、《古兰经》等等（当然，尽管《圣经》、《古兰经》等宗教经典，都被宣称是神意，但从科学和学术的角度却难以被认可，这已经是近代以来的一个基本事实），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杰作。即使奉行权力分立的美国宪政制度，其权力分立原则也受到了一些印第安部落习惯法的重要影响。他对其他科学的研究成果可以为法学带来什么影响、法学要如何吸纳并使用这些知识，以及传统的法学与跨界研究之间处于何种关系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检讨。

在第二个步骤中，阿列克西把实在性定义为权威性颁布与社会实效性。"作为法理学特例的非洲法理学针对具有普遍性的法律专家的观念，展示一种具有排他主义的法学体系所可能具有的意义与价值。一是当一个国家人民遭受无情迫害，否认基本人权并震惊了人类的良知，出于人性的考虑而干预在法律上是允许的。全球化并不摧毁文化，而是帮助其在世界各地繁荣昌盛。

最后，杜教授强调，不能将儒家注重的和谐混同于统一，世界大同这个理想不能理解为字面意义上的统一性或同一性，而应该在团结这个意义上理解为质上有差异的统一性。因此，政府不应当涉足文化，而应该让私人部门赞助文化。

2）是否更应该强调理由的实质内容或理由应当符合人类正义。两者应采用推理而达成一致，彼此考虑对方的视角。虽然该问题并非法哲学的任务，但后者对于推导的途径颇有涉及。她指出，跨国审议需要以人权协议作为基本框架。

张骐教授的发言专门论述了寻找指导性案例的方法，房文翠教授则对指导性案例适用推理中的形式性与实质性要素进行了考辨。对个体权利的追求有助于改变国家、法团、国际组织主导国际事务的局面。有中国的学者专门论述了公民不服从的理论，并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对无道的谴责和对道的诉求以及对非暴力行为方式的赞赏，与公民不服从的许多要求相契合，从而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公民不服从行为将会获得相当的认同。据此，森村进进一步提出了这一命题对法律的移植与继受能给出的启发。

有代表还专门研究了区域立法合作的特征与内涵，并指出区域立法合作的目的是为消弭省际间的立法冲突，以法制协调促进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他认为，政府控制文化极有可能陷入民族主义的口号或者政府权力的滥用，对文化的政府赞助会被当权者用来为他们的追随者或臣属提供特权。

由中国学者郑永流教授主持的实践法理学的专题讨论试图从事实和规范的紧张关系中探求对何谓法律这一经典问题的回答。最后，国与国之间的法律从传统的比较法向共同法转变，法官的行为也是对其他国家法官同行之间相互借鉴学习的过程，其对案件的裁判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

此外，这一组的讨论内容还包括了：法和经济学、中国法学的理想图景 、部门法哲学研究以及中国军队的现代法治理论等等。（七）阿列克西：法律的双重本质 德国著名法哲学家罗伯特·阿列克西教授大会演讲中，提出了法律的双重本质命题，即法律必然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实在的维度，另一个是理想的维度。这一体系依照三个步骤生成：从法律理想维度出发的论证、从实证性维度的论证、理想维度与实在维度的调和。所涉论题有50余个，例如：法律文化与世界和谐、文化普世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中国法律思想和法哲学、法治理论、法的本质、法律推理与衡平方法、实践法学、法律论证、政治义务、法政治学、法律与语言、人工智能与法律等等。法律的明确性也是程序法治观的一个要求，公民需要知道规则，否则无法规划他们的生活。这些发言也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浓厚兴趣。

而审理案件则是法官在被告行为与不当为此行为的有关规范间建立联系的一步，在这一步中她对法官作了一种类型化的划分，并归纳出三种审判模式。有的学者认为正义的理念涉及的要素是：平等的理念、均衡和公平，正义的理念是任何法律体系的中心要素，因此也是全球社会的理性基础。

（五）法社会学与地方自治 法律社会学是近半个世纪来常盛不衰的学科。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代表们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法文化和习惯法研究也积极交换了看法。

在提问环节，有的代表提出了实践法理学能否成为一种具有自主性理论价值的法学这一问题，郑永流教授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二）中国的法律传统及其现代化 这一小组的讨论虽然关注的是中国问题，但也不乏国外学者的积极参与。

4）中国法律改革的理想方向为何，是遵循西方的传统，还是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与会代表形成了如下共识：和谐社会就是为了使人民的生活和谐，权利和文化得到尊重。但经济社会权利，是每个公民生存的基础。无疑，生命伦理的问题今后将成为法哲学关注的中心。

该问题是库苏拉迪教授阐述的重心，通过分析,她把法官的活动分为三个主要步骤：查明案情、审理案件及做出判决。在会议的讨论环节，一些与会代表就权利与文化差异、人权的界定标准、人权的实现方式、人权的现实意义等几方面提出了问题。

判例哲学与先例制度在不同法律传统中的方法这两个小组的讨论把判例制度和法律推理紧密联系起来。恰值其百年华诞之际，2009年9月15日至20日，第24届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

三，他人对权利主体负有不得侵犯或妨碍其权利之享有或实现的义务。总之，走向中国社会和谐的法治之路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它包括了基本权的保障、权力制衡、依法行政、权利救济等重要特征。

在当代法学方法论这一主题讨论中，来自芬兰的学者尼米对法律推理的形式理由和实质理由进行了区分，他认为法律推理作为得出结论的方式，必须在两种意义上加以证成。效率、可持续性与对后代的正义是人类在今天所面临的一个全球性问题。（十）科恩：作为理由之治的法治 今年IVR青年学者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玛斯尔德·科恩女士在程序法治观和实质法治观两个层面上，论证了在当代法律体系中给出理由的法律义务是法治的核心成分。给出理由的要求会迫使做出决定者为其立场寻找令人信服的论据，从而逐渐使其思维模式向公众维度转变。

该学者的回应是：政治权利是基础，否则，我们就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方式。解释者必须作出选择，并以合理、可接受的、可辩护的、切实可行的方式加以证成。

中国学者舒国滢教授主持了当代法律论证理论小组讨论。东亚的多元法律文化主要是由中日韩三国学者组成的专题会议。

只有多元的社会才是和谐的社会，因此我们要尊重多元文化。原初人际纽带的这种复杂性却被启蒙精神所抛弃了，尽管现今出现了一些改观，但仍没有超脱启蒙的理性主义偏狭。